近日，央视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大儒的争论又引发了 “一”转基因讨论热潮。

  3月31日晚，《中国科学报》记者夜访崔永元，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崔永元对在复旦大学发生的舌战作了回应。

  崔永元明确说，转基因技术探讨研究无可厚非。不过在监管方面，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依旧未能赢得他的信任。同时，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科普方面的态度，不尽如人意。

  《中国科学报》：在复旦大学的那一场争论，引发了又一轮的转基因“口水战”，你现在是怎样的态度？

  崔永元：如果就事论事来谈，我并不同意卢大儒的观点。他的意见是，科学问题能和程序合法性、科学伦理的问题分开说，可是，科学研究怎么会不讲程序、不讲科学伦理呢？所以，卢大儒的问题我到现在都没听懂，不谈伦理，不谈程序，只谈科学，我不知道如何谈。

  基础研究确实只关注科学问题，程序问题是后续延伸出来的，这个观点一点儿错都没有，我是赞成的。但是，如果说国外科学家不关心伦理问题，那是因为有专门关心伦理问题的程序步骤制约着他。其实，国外科学家绝对是关心伦理问题的，也正因如此，有些实验虽然在科学的理论模型上实验可能成立，但他们是不能做的。

  我所讲的转基因在世界和中国的情况，就有针对伦理和程序问题。如果非要把程序和伦理拿掉了再谈，我觉得他是心虚。

  崔永元：我觉得没有好的作用，这样公众会慢慢的恐惧。超市里转基因的标识慢慢的变多，恰恰是一种证明。

  转基因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包括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以及后期的产业化，必须所有的环节都要做好，才可能正真的保证转基因的完整性。

  我对转基因后面的应用以及产业化环节提出质疑时，应答者却往往从第一个环节进行回复，即认为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技术，其实事实不是如此。当双方找不到一个平台，又都很激动，在两个赛道上进行赛跑，就不会有结果。不过，我认为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崔永元：转基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乱局，很大程度上在于有关部门的公信力没有正真获得体现。我自己对转基因的反对其实是针对违规、乱种等方面的。如果国家层面出台监管措施，并加强监管，会是很好的一番景象。

  政府部门要想赢得公众的信任，特别简单，就是农业部要真正地管起来。他们重视的话，我就会信任，他们要负起责任来。

  转基因技术是双刃剑，考验着科学家的道德和良心，因此必须要监管起来。如果这些科学家承认前面操作中出现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困局）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

  崔永元：我举个日本的例子，在对待转基因上，日本其实比我们还保守，但是他们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就不像我们这么混乱。日本也有人很排斥转基因，但是他们跟科学家对话还是没问题的。

  日本厚生省做得挺好。第一，你可以在厚生省查出来转基因有哪些品种，第二，他们的实验室是开放的，你只要预约，就可以去看，美国也是如此。第三，厚生省的网站上，有个窗口是可以投票的，如果有新的商品要推广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投一次票。如果投票结果为多数人不喜欢，就会终止。这个是民意，跟科学有关系吗？这恰恰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和体贴。吃什么，不吃什么，没那么复杂，恰恰是科学的这些事淡化了以后，民众才不会那么紧张。在监管方面，日本也在研究黄金大米，但是他们是把黄金大米当作药品而不是食品来管理的。

  我曾经向一个农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建议开放他们的转基因实验室，让公众去参观。应该打破公众对转基因的神秘性。公众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提问，如果不懂，还有争议，依然能够继续谈，不过可以换个地方，到实验室外面去聊，毕竟做科研的地方应该是安静的。不过，他没有接受我的提议。

  崔永元：我觉得不是所有中国科学家对科普都感兴趣。我认识的一位国外的科学家，他就会到中小学去做科普，任何稀奇古怪的问题都会回答。

  我跟中国作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作过深入的交流，他们本身对转基因的看法没有分歧，谈得好，但是，对于转基因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表达基因，什么叫沉默基因，他们不愿跟我们谈。他们谈的是从学术角度怎么研究，国际的研究怎样，国内的研究怎样，受到哪些研究的阻力。

  崔永元：第一，科学家没有耐心，也没有动力。这里所说的“动力”来自于科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如果热爱科学，他们会希望周围的人都懂科学，希望周围的人知道科学。我们的科学家没有动力。

  第二，他们缺乏作科普的能力。科普是非常难做的。专家和专家对话，特别容易。但专家和普通公众沟通，是不容易的，如果能沟通，那这位科学家是位大家。刚开始我们见到这些大家的时候会战战兢兢，但是一跟他们说话，就会觉得他们非常朴实，比方说潘文石，他是作野生熊猫的生存状态研究的，他的科普就做得很好。

  卢大儒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我要是有“资格”还跟你谈？恰恰就是外行，才愿意找你谈，希望能谈清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问的问题外行不沾边是再正常不过的。

  一个媒体人对科学的了解，和一个从事生命科学的人对个体传播方式的了解，都是非常浅薄的。我希望科学家能够与公众有更好地交流。此外，如果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经费也可以让公众投票来决定，像我们这样的“文傻”都有投票权的话，你待在家里都会有科学家跑过来要给你做科普的。